歐盟救經濟 從改革結構做起

歐盟救經濟 從改革結構做起

2015-02-12 經濟日報 編譯吳國卿

史賓塞（Michael Spence）／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
在經濟趨緩的年代，世界各國無不擬訂和實施刺激與維繫復甦的政策。最重要的是「策略」：為了成功，決策者須推行開放經濟、促進公共投資、提高總體經濟穩定，和增加分配資源的市場誘因，並以完整的配套方案來執行。若只追求部分目標，只能成效低落的結果。

中國是鮮明的例子。中國的經濟轉型始於1980年代農業部門引進市場誘因，接著又對全球經濟逐步開放，並在1990年代加快這個過程。其結果是經濟成長突飛猛進，公共投資報酬激增，改革實施後不久國內生產毛額（GDP）成長年率便超越9%。

成功的成長策略關鍵在確保政策彼此鞏固和強化。正如中國在全面的政策配套執行後才開始快速成長，今日亟欲重振成長的已開發國家發現，不完整的政策配套只能製造出緩慢的復甦和低於潛力的成長與就業。

看看歐盟和美國在金融危機後的表現。雖然兩地各有獨特的問題，但美國表現相對較佳，主要是美國經濟從兩項因素獲益：比歐洲大的結構彈性和活力，和美國聯準會採取比歐洲央行（ECB）更積極的貨幣政策。

歐洲現在正押大注在增加公部門投資上，透過歐盟層級的融資和國家級的投資計畫，並藉修改歐盟財政法來擴大其效果。由於公部門投資不足是低成長常見的原因，這是朝正確方法跨出一步。

但公共投資還不夠，若沒有配套的結構改革來鼓勵民間投資和創新，公共投資對成長只會產生微弱影響。若沒有結構改革，舉債做公共投資只能製造短期刺激，卻會付出長期財政穩定的代價。

問題在於結構改革向來難以實施，因為它們會遭遇短期輸家的政治阻力，包括既有僵化政策保護的公司和產業。此外，推行結構也需要有強大的信任文化，和避免濫用權宜措施的決心。最後，結構改革需要時間顯現效果。

ECB總裁德拉基近日說，由於歐盟個別國家阻礙成長的政策帶來負面的外部效果，所以各國在特定政策領域不應有不受控制的權力。雖然成員國的金融監管權力已受限於銀行法規和清算機制的集權化，但德拉基建議還要更進一步。

有人質疑以歐盟目前的情況，德拉基的建議在政治上是否可行。即使可行，是否必要？所有經濟體都有經濟生產力成長和動態差別很大的次級單位。即使在整體運作相當良好的經濟體裡，治理和政策品質的差異似乎永遠存在。
也許解決之道在於避免次級單位（以歐盟來說即成員國）不推行改革。但集權化本身得付出代價。

由於推行政策統合必然帶著風險，勞工流動性可能是一項調整的重要工具。勞工流動性可以讓寶貴的人力資源離開落後地區，前往提供更多和更好就業機會之處。

以目前來看，歐盟勞工流動性不完善，但藉由語言訓練和實施像葡萄牙的成長與就業策略，以建立創新的「學習經濟」為目標，並以兼容並蓄的社會與環保政策支持，將可提高勞工流動性。

但提高勞工流動性並非萬靈丹。和其他成長策略的元素一樣，互相強化的努力才是成功的唯一路徑。半調子也許比什麼都不做好，但一半的原料無法製造出期待的一半成果。